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

　　《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通过对前人关于产权研究文献的评述，提出产权结构理论，以此作为全书的基本分析工具。《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还利用博弈论构造一个理论模型，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国企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及其持续的阶段性变化，继而对国企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国企产权制度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和基本的原则。《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自始至终贯彻了理性人的假设，并基于此提出最高(政治)决策者(以下简称HPD)的行为目标是统治权的稳固，具体到中国的HPD，其行为目标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对效率和财政收入的追求都服从于并服务于此目标。但HPD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并且至少要达到最低水平。由于平滑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体制转型，它表现为等级地位下的利益博弈，因此，HPD的行为目标是决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利益博弈均衡的最关键因素，其他行为主体对利益追求及其利益的实现程度都取决于他们在实现HPD行为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和地位的探讨，并由此产生了企业是独立的（邝日安、晓亮，1979）、完全独立的、抑或相对独立的争论（张朝尊、项启源等，1979；董辅礽，1984），以及国企改革应以企业为本位（蒋一苇，1979，1980），还是反对以企业为本位（李泽中，1982）的争论。虽说要给企业放权的主张几成共识，但是以企业为本位的提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认可，只不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分领导对此观点比较重视，并没有彻底否定，而国家经委基本赞同企业本位（徐景安，2007）。这表明该理论认识也已成为国企改革部分参与者、决策者的信念，从而最终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分权的理论依据（周冰，2004.）。第二个方面是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角度对传统观念和理论中把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等同的认识提出质疑（董辅扔，1979），从而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一些学者还从全民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角度出发，为全民所有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实现形式寻求理论支持（刘诗白，1979）。第三个方面是从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角度来反思传统观念和理论认识，并为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提供理论支持（蒋学模，1981；陈湘舸，1983）。第四个方面的研究则是从自负盈亏的角度来探讨国企改革的方向，并且也同样展开了国企是自负盈亏（曹思源，1981；冯举、周振华，1980）、相对自负盈亏（张曙光，1979；汪海波，1981），还是只能增加企业的相对责任的讨论（吴凯泰，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