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刊发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名之为《幸福文化简史》。笔者曾试译，译后却觉得，幸福文化，在当今工作社会（不是工业社会）的情境里，既是企业文化（公司文化）的某种遗传渊源，又是人力资源管理所隐含的某种“嵌入式”假定。
每当年末，我们总会以层层规则进行筛选，之后产生公司的年度英雄人物，授之以各种优秀的称号，并隆重颁奖。颁奖仪式上充盈的，多为某种幸福文化，获奖者或笑容盈盈，或感慨涕零，如果他们只能用一个词表达这种心情，估计“幸福”会位列三甲。
如果说企业是幸福的制造者，那么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就是企业幸福制造机器的操控者。我们往往习惯于在给定的情境和假设中，进行演绎式的思考和行动。我们习惯于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所追求的良好境界之一就是创造激励，创造家的感觉，创造团队，并进而创造幸福。我们可能无暇顾及这个演绎的发端，或者缘由。我们习惯于往基层看，或者向下看，而不是往上看，或者往内看。
我们所有的正面文件，尤其是企业文化长廊里的图片，唯一不变的共同特点就是灿烂的微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显然与这篇文章所描述的西方同行一道，身在幸福而不知“幸福”。
幸福文化简史（笔者译）
彼得·N·斯特恩斯
概要
当今的西方世界，笼罩着幸福文化，但过去却并非如此。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才引入了新的幸福观，将之视为值得过的人生之所成。此后，追求幸福势头迅猛，从宗教和政治领域，到工作和子女教养，传播到人们行为的各个方面。
追踪幸福律的一路“侵蚀”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而今人类的价值观不是理所应当一直俱在的。文化反映了选择，而新的选择又会改变文化。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社会选择都会产生好坏两方面的后果。幸福一旦成为目的，就会产生在工作和生活中避免不幸福的念头。缺少极乐的情绪状态便会成为焦虑的来源，甚至被认为是病态。那就会导致各种选择，且未必是最佳选择，使得许多人更加不幸，确是自相矛盾。
俄罗斯有个现代格言：“一个人要是常笑，那他不是傻瓜就是美国人”。这倒是真实的。麦当劳1990年进入俄罗斯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训练当地雇员，让他们看上去很快乐。我曾和俄罗斯朋友讨论过有关表示幸福的文化规则，我们都认同文化间存在着差异。
论及此点不是毁谤俄罗斯人。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文化，也同样有着比美国人所习惯的更低的幸福期待；而一些拉美国家的文化，则趋向另一个方向。关键是，文化上的幸福变化，重大且值得关注，有助于国际幸福民调的发现，揭示当代公众舆论之形貌。
再者，社会对幸福的态度不仅仅多种多样，而且会变化。目前的民调显示，丹麦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忧郁。探究这些改变的本质，既可以诠释我们自己的幸福，又让我们了解其优势和不足。没有历史视角，美国人现在所持有的幸福期望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自然，不容易评估。
事实是，西方文化对幸福的信奉，相对而言较为现代。18世纪前，西方标准鼓励一种略带悲伤的生活观，并带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一位严肃的新教徒说过，上帝会鼓励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欢乐，没有作乐，只有举止忧郁，朴素苦行。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实际上生活得并不幸福——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文化标准和个人性情会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许多人倘若偶遇幸福时刻，便会感到有必要道歉。罪恶的人性还是显示出点悲伤的谦卑为好。
情况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发生了巨变。听听亚历山大·蒲柏的慷慨陈词，“啊，幸福！吾生之归宿，吾生之目标！”；约翰·拜隆则极力主张“人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快乐到永远，而且免遭任何不快。”但这笔帐可是两面算的，至今依旧。一面是，追求幸福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另一面是，不幸福，甚或看似不幸福，就是个问题，要避免。社会大众开始奋笔写下他们“享受幸福和独立”的兴趣。诸如1793年费城致命的黄热病等等灾祸，劝告幸存者们打起精神，避免过度悲哀。
研究幸福的历史学家的名单并不太长，但是，凡对幸福有过研究的，一般都同意：至少在修辞学的层面上看，西方文化在约250年前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幸福的兴起
1776
美国独立宣言声称，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1926
“生日快乐”歌谱曲。
1963
笑脸图案设计出来；到十年末，年度授权费超过5000万美元。
1977
麦当劳引入了“快乐餐”。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有诸多缘由相当清晰，我们很可能依然远不能得出满意的解释。无疑，知识分子们改换立场，对现实世界的事务给予更高的评价，而降低了对诸如原罪等基督教传统教义的承诺，这都是欧洲启蒙运动所造就的文化环境的一部分。追求幸福之风并不反宗教，这一点很重要，需要强调，其关键的内涵之一是感受欢乐会取悦上帝这样的新主张。18世纪，出现了许多供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们舒适生活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包括更好的暖气，方便可得的雨伞，以供人们避雨。（仅有很少一部分英国传统主义者反对雨伞这一条，认为这会有损国家形象。）据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是牙医学进步的时期，当时的人们已变得更愿意在微笑的时候抬起嘴唇，露出牙齿。这位历史学家提出，蒙娜丽莎那似是而非的微笑，很可能反映了其罹患龋齿的尴尬。策动幸福潮的多个转变足够强劲有力，到18世纪末已能够驱策政治，在美国，对幸福的追求已然成为了革命性的承诺。
两个世纪前，微笑的美国人变成了美国人的典型形象……
的确，早在更早的时候，这一切似乎已经有了些许美国式癖好。1792年，有一位英国的记者对“美国人的良好幽默感”感到惊讶，40年后，另一位英国记者注意到美国人看上去不愿意抱怨，因为抱怨虽可能得到同情，但朋友会因自己抱怨而产生异议和不赞成，抱怨会得不偿失。19世纪30年代，常常被称为首位女性社会活动家的哈里埃特・马蒂诺女士，谈及美国人总是力图让她笑时，不免惊讶：一个陌生人“随口说出的笑话，对我而言，既很新奇，又非常有趣，我都不知道自己要笑成什么样子了”。微笑的美国人在两个世纪之前成为了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新国家通过突显对于幸福的较高追求而谋求其合理的存在。这个新国家，在同一个时刻，通过引入花园公墓，平稳地彻底改变了走向死亡的方式，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花园公墓里，凝视默想生命的终结，即便不是幸福，美国人也能够获得满足感。
这一切构成了现代西方幸福观兴起的第一阶段，而随后的其他阶段，构造了更为强大的效能，注入文化，我们至今依然要遵从于这个文化之中。在整个19世纪，普通大众对幸福的信奉并没有逐步增强，但幸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中却有着重要的应用。
新的中产阶级的职业伦理接近于把工作视为幸福之源。不过，情况还是有些复杂：作家霍雷肖·阿尔杰笔下那些描绘工作之美的故事，也同样指出更高的收入和社会流动性——不仅仅是内在的幸福感——是工作的回报。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兴起的阶层而言，相信工作者们没有理由不幸福，懒惰和坏习惯不仅有损绩效，也有损满足感，是很方便的。
幸福潮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更显而易见。随着工作越来越社会化，生产离开家庭，家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开始下降，不过，家庭承担起了新的情感责任。社会要求妻子们和母亲们在家庭中维系一种愉悦的气氛，以奖励她们在外辛劳工作的丈夫，并造就成功的孩子。道德家同样地告诫丈夫和妻子，在家庭生活中不要发怒。19世纪后期美国离婚率的攀升，很大程度上因为实际的家庭生活与期望的不符。
在力图调和死亡和幸福的要求方面，美国人也是领先的。流行的观点是，天堂是一个幸福之所，在那里，人们可与逝去的家庭成员极为愉快地重聚。这是重新定义精神奖励，新奇有趣，清晰地设计它，旨在减少大量的敬畏或伤悲。在不断上升的幸福文化语境里，其逻辑有助于解释其至今在大众宗教文化中的持久存在——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最近的丧葬服务中，死去的家养宠物被设想成为天堂场景的一部分。
伴随着这些多种多样的进展，文化中的幸福观建立起来。但是，幸福的历史依旧不完整，因为自20世纪20年代起，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潮流，尤其是在美国。海量的文艺作品开始涌现，不约而同地强调幸福的重要性，强调获取幸福的个体责任，以及种种可行的方式。几十年间，那些不朽的作品，其题目含盖的主题包括：14000件欢欣的事，幸福是个选择，通往幸福的千条路（自称为新兴科技）。有针对性的方案总体上包括：幸福的黑人女性、往上的梯子：犹太人幸福的秘密步骤、男同性恋幸福，以及为了情感杂食者而做的：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中找到幸福。
幸福文化的推动力胜过大众书籍和文章。通过人际关系技术实验或者仅仅采用背景音乐，致力于幸福的文化承诺促进了工作和幸福的联系。它促成了新的工作场所标准，该标准指导白领雇员和销售人员处在快乐的中心。它催生了诸如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一类的商业帝国，以“使人快乐”作为公司的座右铭，公司的雇员们让客户们相信，就因为他们置身于迪斯尼场景之中，他们自己已然很快乐。它还推出了“幸福餐食”。在其感召下，广告设计师哈维·鲍尔于1963年创造了黄色笑脸，即便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推出，黄色笑脸依然行情走高，在问世后十年内的授权费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它有助于解释美国人的另一个发明——笑声音效——即便喜剧并不好笑，也可以加进去，好让人们觉得他们很开心。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幸福文化也为人们的公共姿态给出了新标准，无论是家庭装摄影还是政客的大头照，无不笑意融融。
幸福律同样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童年，在这个领域里，文化规范已经十分强大，可能很难想象出不同的历史。从传统看，童年和幸福并不总是相伴相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孩子们更不幸福，可以说，幸福在他们的童年里并不是强制的东西，不总是能在他们成年后的回忆中栩栩如生，制造幸福肯定也不是父母的职责。致力于幸福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并没有渗透到童年的规范里，工作和遵从继续占居首位。仅仅到了20世纪初，育儿手册才填补了幸福儿童这一章节。育儿手册训诫道：“孩子要想有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幸福就如同食物一样重要”；“在任何一个阶段，育儿的目的，都应该是让孩子们尽可能幸福”。在新的公众认识里，两派意见之间有些紧张，一种意见认为孩子们天生就幸福（成年人所要做不过是不要坏事），另一种则有着牵肠挂肚的愁心事，认为童年实际上更复杂些（父母要带来必要的快乐）。但是，都一致赞同父母的关键责任是让童年和幸福的关联更稳固。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无聊的概念从好孩子应该避免的不受人喜爱的性格特征，转变成了给父母提出的挑战。在同样的语境下，1926年“生日快乐”歌谱写出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成为了家庭的必备主题——尽管是，或者因为是，大萧条的郁闷背景。
幸福观的逐步上升是建立在现存的文化之中的，不过，还有其他的助推因素。大规模制造向白领经济的转移起到了助推作用，在许多这样的场景中，经理们将幸福视为一种商业优势。用户至上主义居中。各类的广告刊登者（一个特别的新职业）都发现，把产品和幸福联系起来可以激发销售。这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释，20世纪中叶得到强化的幸福文化，总的来说持续至今。现在，我们仍然得要微笑着。
把幸福律理解成现代历史中的典型人为产物，而不是人类条件的内在固有特质，提供了新的机会，来理解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经历中的许多中心内容。无可争辩的挑战显露出来。
有些对比的角度是有趣的，特别是西方幸福文化的要素已经被广泛接受。比如说，“生日快乐”歌，被翻译成所有的主要语言，生日庆祝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和阿联酋之阿布达比酋长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重要内容，改变甚至完善了他们之前的文化传统。幸福潮将会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吗？我们尚不得而知——回忆一下不太爱笑的俄罗斯人——这倒是个值得关注的题目。
一些专家声称，幸福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所以，强求一个人变得更幸福就好像是要求她长得再高些。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全球角度还是本国角度看，演化中的文化如何应对现实的幸福？答案同样不易得。一些专家认为幸福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所以，强求一个人变得更幸福就好像是要求她长再更高些。这个观点有可能走得太远了。强调幸福的文化可能会造就更为幸福的人，不过，这个关联复杂且脆弱。
幸福文化的历史演进同样也提示了事情总有限度。我们注意到，一旦实际体验和文化夸张发生冲突，幸福规范在转换成为家庭期望和工作期望时，就产生了挫败和失望。期望的越多，就会导致越低的实际满意度。应对实际体验，新规范可能还会带来困难，比如死亡，那里很难找到幸福，这便是当下文化的又一弱点。
幸福律必定会阻碍探求现代体验中的灰色区域，其强制性特性也可能失效。两个很明显的不利方面如下：
首先，尽管强调幸福的最明显的欠缺涉及到与实际的隔阂，这一隔阂带来不满，但是，还存在着因为要表现出喜悦，人们不能探究不满的原因的风险。我们或许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比如在工作情境中，我们假定问题源自人的个性而非更加客观的原因。这些风险提示人们，在某些点上，需要穿透幸福的花言巧语。
其次，而且至少同样重要，浸透了幸福的文化让人们难以应对悲伤，无论悲伤在己还是他人。一个伤心难过的孩子便是对其父母的批评——这是那些近现代灾祸之源，是“不幸的童年”。可是这与那些伤心的或者经历过伤心难过的孩子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出路？这同样适用于成年人。我们知道至少四分之一的抑郁症诊断是错的，是把病理状态和正常的悲伤难过混淆了。的确，有一些沮丧抑郁可能来自于难以表示适度的悲伤，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陷入真正的疾病手中。
在运用优势，促进文化首先吸收方面，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不足之处。将一种文化视为历史变故的产物，则可促使人们回顾历史，评估历史，进而思索未来的事变。我们不太会想去改变近现代历史遗赠给我们的幸福文化，它带来的大量问题，或许会被拥有人造喜悦感和被笑脸环绕所湮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思考修改的可能性。经过几个世纪的加速发展之后，我们的幸福文化之中，依然可能会有改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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