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治理结构之殇，让关羽和糜芳都成为失荆州的受害者

组织治理结构之殇，让关羽和糜芳都成为失荆州的受害者

大众对于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希望他没有瑕疵、无所不能，面对困难，终能披荆斩棘而建不世功勋。如果未能达成圆满结局，能接受的理由是奸佞之人作祟、客观条件苛刻或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及。总之，大团圆的美好结局或是泪洒衣衫的一声叹息，都是符合心理预期且充满戏剧张力的表达。

然而，真实的生活未必如此。

做为一个组织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不认为重要事件或组织业绩会单纯的受某个人或某个偶然因素影响，从而引发不可逆的结果。那些看似浅显的原因背后一定隐藏着最本质、最朴素的逻辑关系。

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大将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因东吴突袭后方而败亡。考虑到关羽超高的人气和文史顶流明星的地位，如果把这个悲剧的结果归因为能力短板，他的粉丝在情感上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民间给出盖棺定论的原因“大意失荆州”。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羽在战役初期高歌猛进，威震华夏，如果不是东吴这个大坏蛋背后偷袭，关羽甚至有可能一杆清场。后来有好事者质疑这个结论：东吴这个大坏蛋窥视荆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在湘水之盟前还动过手，关羽如果大意至此，不是智者应有的水准。说的好有道理！

后人进一步研究发现，关羽防备东吴久矣，无论是加固城防还是预留兵力都体现出对东吴背后插刀风险的重视，关键是出了内鬼：南郡太守糜芳，面对东吴围攻，开城投降！谁能想到，刘备的小舅子、早期创业元老，仅仅因为和关羽有矛盾就干出卖主求荣的事？还有人分析糜芳是因为倒卖军火被关羽发现，因此铤而走险。总之，关羽败亡，非战之罪，是出了黑天鹅事件。

翻阅糜芳的履历，可以发现众多不可解释之处：

麋家世代经商，家中仆役上万，财产极为丰厚，与其兄散尽财产一起追随刘备20年，历经艰险，不弃不离。麋芳曾被曹操上表荐为彭城相，但最终辞官，还是继续随刘备奔波。

刘备落魄之际，糜芳都不曾背离，等刘备发迹后居然背叛投敌？

糜家富可敌国，糜芳在荆州地区也有自己的产业，却要去走私军火赚零用钱？

刘备在创业早期多次被对手打得近乎全军覆没，四处逃生，糜芳始终冒死追随，这么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与关羽不合，感觉受到威胁，居然会因为怕死而投敌？

我将从组织设计的治理结构和民企老板用人的选任逻辑角度，分析这件不可思议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荆州所属南郡、零陵、武陵、长沙、桂阳、江夏六郡。荆州成为刘备的大本营和唯一的主营业务区域。从此，刘备渡过创业生存期。建安十六年，刘备亲自领兵入川，内部主要实权人物并未同行，荆州实际上是由刘备核心管理团队分权掌管。建安十九年，刘备为加快夺取西川的进度，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核心管理层率领荆州主力入川增援，从这个时候起，荆州成为独立经营并在未来承担贯彻“隆中对”战略原则的子公司。

谁适合担任这个子公司的CEO呢？这个子公司的班子如何搭建呢？

创业公司，早期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才储备，主营业务的领军者候选人理想状态是，业务能力可独挡一面，同时对老板又绝对忠诚。众所周知，能力的高低可以根据过往经验和业绩来验证，忠诚则需要时间和特殊事件去识辨。从短期可获得性而言，忠诚这个变量的价值要更高，老板通常会按照下面的优先级进行人员筛选：

1、从家族亲戚中选择能力符合要求者。这是最稳妥的安排，没有之一。

2、从合伙人中选择能力符合要求者，配以家族成员或心腹辅佐。相对稳妥，合伙人与他们如何建立和谐关系存疑问。

3、从家族亲戚中选择能力一般者，配以能力强的下属辅佐。相对稳妥，上下级之间存在业务分歧及内耗的可能。

4、从合伙人中选择能力符合要求者。暂时稳妥，特殊事件发生或环境变化可能生变。

这个以忠诚变量为主要参考依据的排序中，合伙人因其有限的忠诚属性得以进入，其他人，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进入候选名单，因为他或者不够忠诚，或者忠诚没有被老板验证过。如果按这个排序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老板会自己挂帅兼任。

白手起家的刘备身边并没有能力出众的家族亲戚，关羽的地位相当于蜀汉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刘备任命关羽遥领襄阳太守时，就已经确定关羽将是荆州子公司CEO的最佳人选

。

在荆州公司班子的搭建上，刘备不出意外的做出上述的第2排序：安排自己的小舅子糜芳驻防江陵，安排自己的老乡同时也是早期创业元老的傅士仁驻防公安，分别掌控最核心的地区。后人对这个安排有各种关于刘备与关羽二人关系的猜想。根据我的企业管理经验，刘备如此安排并没有那么深的动机，只是老板对于核心业务人事安排的本能反应，原因后面再说。

刘备对于夺取西川信心满满，因此就荆州公司和未来集团总部的治理关系应该做出过明确的定位：战略管控型。刘备负责战略决策和投资控制，荆州公司的具体运营由荆州班子负责，涉及对曹魏和东吴的战略层面的重大行动和政策改变，必须要得到刘备的批准。这一管控模式在东吴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得到验证，以关羽的脾气，居然没有发荆州之兵反击，三万人马按刘备要求老实的屯驻益阳，等待刘备亲率的五万援军抵达后再做决策。

变化始于刘备夺取汉中之后，从创业早期颠沛流离的“小镇中年”草根创业者变成坐拥汉中、益州、荆州三郡、上庸三郡的集团公司董事长。激动万分的刘备晋位汉中王，同时封赏众多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任命就是册封四个位比九卿的将军。关羽被封为前将军，地位最高，同时赐予“假节钺”的权力。“假节钺”的持有者可以代行君主的军权和处置权。这个权力的赋予至少说明了两件事：

1、刘备对关羽这个联合创始人是绝对信任的。

2、荆州公司的管控模式从“战略管控”变成“财务管控”

财务管控模式的确立，意味着刘备只关注荆州公司的盈利情况和投资表现，战略规划、子公司投资决策到整体运营的方方面面，向荆州公司全面授权。这个调整产生两个严重的风险：

风险一、荆州公司的经营战略与集团战略发生偏离或行动不能协调一致

“财务管控型”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放权，因为放权比集权更能提高管理效率，常适用于子公司之间业务相关性低或子公司与集团整体战略并不需要高度匹配的组织，集团总部既不方便提供共享服务，也不能在规划层面给予太多支持或是需要额外增加成本。而荆州公司既不是跨行业，更不是独立于集团战略之外，在“隆中对”的总体框架下，荆州公司是北伐的关键之翼，需要与益州军团的行动相呼应。“财务管控型”的荆州公司，战略和行动从以制度、规则的控制模式，转向完全依赖于公司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这是很大的风险。

风险二、荆州公司领导班子的内部矛盾会因失去集团人力资源的干预而进一步恶化。

在谈到荆州领导班子的内部矛盾时，不能不提荆州公司CEO关羽。在我看来，关羽是一个非常优秀专业出身的经营型人才，但不是合格的管理人才。从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来看，关羽这类人才是创业早期绝对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是企业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的时候，关羽这类人才必须要进化转型：从懂管理的经营型人才，走向经营管理双学霸。有点苛刻？没办法，因为组织在高速成长！

陈寿评价关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从关羽兵败时“羽军遂散”的记录来看，他善待士卒恐怕也存疑问，数万荆州兵听说南郡和公安已经落入东吴，家眷被扣留，竟然全作鸟兽散，关羽身边只留下数百人。这是个正常的现象吗？吕蒙袭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时，三郡或望风而降或一劝既降，吕蒙袭公安和南郡时，两处又是不战而降。为什么关羽手下的官员都不战而降呢？

老虎型人格的关羽，争胜好强、具有很强的控制欲，他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和他人，对下级官员和士兵缺乏必要的尊重。与糜芳、傅士仁等集团派驻的干部的交往中，即使连表面的和谐关系都没有维持住，不能不说关羽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战略管控型”的公司，其核心管理团队的选任及考核权通常由集团总部职能负责，如糜芳、傅士仁等相当于集团派驻的干部，而变成“财务管控型”以后，荆州公司CEO理论上就具有对下属所有官员的升杀大权。

关羽与刘备家族亲戚及创业元老不合，刘备应该是知道的，没有干预有可能认为在集团共同利益这个大目标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自行解决的。可以想象糜芳知道关羽假节钺以后的心理状态，“董事长现在不仅不信任我，还有可能借刀杀人”。所以当关羽因后勤保障不利而斥责糜芳并留下 “还当治之”这么霸气的话，糜芳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了，他追随刘备多年，既不怕死也不怕苦，与其说他是因为怕死而投降东吴，不如说他是因为对荆州乃至蜀汉的政治生态的绝望和对刘备本人的失望而投降。

在我的文章“不要让你企业成为不可救药的组织”中，曾把组织中的问题分成三大类。治理结构和管控模式属于“器质性疾病”，这类疾病必须尽快、尽早的从根本上解决，否则一定会出问题。

英雄落幕，重地尽失，愿景成空，王朝梦断。停留在细节、人物的反常行为，作为艺术作品谈资尚可，而对后人的借鉴则并无益处。当我们去关注、澄清组织管理内部最核心的逻辑关系和问题，才真正有助于自己不再犯前人的错误，面向未来走得更加稳健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