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者逸,自任者劳也”，如果任用人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领导者就会安逸；如果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领导者就会很劳苦。
《慎子》上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臣相处的道理和原则是什么？百官各司其职，臣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着做具体的事。 “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君主安逸享乐，臣子勤奋工作，臣子要尽智尽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要参与具体事务，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 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如果君主如果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而且务求比臣下还做得好，这是代替臣下担任责任而承受劳苦，臣下反而安逸了。君主如果喜欢抢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么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了，国事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反而会反责君主，这是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做法。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贤明的，不是最贤明的，还要自视为最高明，从而掩蔽臣子之谋，就会力不从心。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但是仅凭君主一个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盖了，也会导致过于劳累。劳累过度就会使身体产生疲倦，身体产生疲倦也会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会回到力不从心的道路上去。所以君主、当领导者的，如果事事都亲自去做，事必躬亲，那么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这就等于说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君主本来应该是下决策，很清闲；臣子应该是去做事情。结果现在好了，领导把事情全做了，臣子、下属反而安逸了，无事可做了，这是君臣易位。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换了、颠倒了，这样做事颠倒就会导致混乱。“
隋朝时候，隋文帝很勤奋，而且常常是从早晨到太阳落山了都在理政，那些侍卫站了一整天没有办法离开，还得别人送饭给那些侍卫吃。唐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评价隋文帝是很勤奋的。但是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很勤奋，但是因为当时他对北周的周静帝及其母亲，没有善待，这说明他缺乏仁厚之心。隋文帝担心招致臣属不满，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放心，于是只能什么都管，当然要从早晨忙到晚上。”
太宗说：“假如他今天决定了十件事情，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可能有五件会判断得很不妥当。每天都有判断不对的，那国家迟早会乱。作为皇帝应该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
作为君主，作为领导者，不是什么事都要管，事必躬亲，而是要懂得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分派给大臣去做。
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在细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却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愈是在上位的人，愈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上位的人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教化好人民，而且还要下对决策，任用国家的栋梁，这是他最重要的事。
如果他管的事情很多，精力就会分散，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决策呢？管的事情愈多，心愈散乱、愈定不下来。
《大学》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要静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够下对决策。作为领导者，特别是最高的领导者，事情绝对不能太多，不然他的决策一定会有偏差。很多领导者怕下属说他不认真，每天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尽本分。
愈是身居高位，责任愈是重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下对决策。不能担心被人说做的事情还没有下属多，不能凡事都亲力亲为，那等于跟底下的人抢事做。结果底下的人说，好了，你来做，我们就不做了。甚至于事情都被领导者做了，底下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了。所以下属能做的，应该充分授权，让他们去发挥、让他们去成长，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静下来提升智慧，下对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将军就管四个人：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一个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将军每天做什么事？常常去打高尔夫球。假如你是士兵，会不会骂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将军，“我们都在前线冲杀，你怎么去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因为他是下决策的人，他必须保持放松，冷静，否则他下错一个决策，可能伤亡的是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他放松才能考虑事情，如果他每天杂事很多，神经很紧绷，就考虑不了重要的事。现在很多做领导的人，都误以为做很多事才是勤奋努力，这得要进一步冷静去考虑，因为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像乔治·巴顿、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为他所用。所以领导者的重要任务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
君主如果放手将具体实事都交由属下做，而不必事必躬亲，臣下就会尽职尽责地去做事了，臣下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聪明智慧也发挥出来了。这是君臣和顺，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们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是去思虑怎么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他们一心一意想方设法要得到君主的欢心，而不是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换句话说，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
君主对于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所以想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去做，造成过多的干预。结果臣子也比较聪明，他不想怎么样把事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可能还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这就是说领导者之所以事必躬亲，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属下不能够完全信任。而如果领导者尽管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决策、任贤使能等治国的重要事情，就导致了“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了近处的东西，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的流弊。中国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把人心的治理，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是把经济的增长、ＧＤＰ的增长看作是最重要的。几十年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给环境造成的污染，给生态造成的破坏，还有资源的浪费，都是巨大的。从这里我们更能够体会到古人的深谋远虑，不能够“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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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岭
- 中高层管理及企业案例研究专家
- 浙江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 喜马拉雅平台战略合作专家
- 美国“领越®领导力教练”认证讲师（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for Coaching®）
- 美国“领越®领导力”课程认证讲师（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 4D领导力®课程认证讲师
近20年企业高级管理和培训经验，历任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管与高管教练职位。曾负责西安、武汉、杭州、成都、长沙、广州等近10个城市分公司的团队组建、运营，后独立创办企业，业务实战经验丰富。曾在《现代经济信息》、《东方企业文化》、《培训》等管理杂志发表多篇专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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